今天是我们的节日

公元2000年11月8日——这一天必将载入史册：经国务院批准，每年一度的记者节将从今天开始。中国55万新闻工作者被托上了庄严和欢乐的巅峰。

今天，是我们的节日！我们在为自己快乐和歌唱的同时，同样也感受到了肩头的沉重。记者应该是时代的先驱者，应该是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职业，但更是充满艰辛与危险的职业。哪里有重大事件，哪里就有记者；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记者。选择了记者，就选择了一种使命。

本报今天特刊发本报记者在平时工作中的一些感受以及各界人士对当今记者这个职业的看法，算是献给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及我们自己的礼物。期待着用我们的努力与付出，能够无愧于时代与人民，能够随时出现在人民需要的最前沿，并且自豪地对您说：我是记者！

今年6月30日，百名记者奔赴河北廊坊采访公审杜书贵一案。每位记者出于职业的敏感和责任感，都是一大早就赶到廊坊采访，生怕迟到进不了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案子连续审判长达11个小时，使到场的记者从上午9点进入审判厅一直到晚上8点才出来，一个个饿得头晕眼花不说，而且天还热，又没有水喝，难受之极。因到场的人非常多，百名记者有很多11个小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听这个案子出来后有的记者说，跟受刑似的，又饿、又渴、又累、又热。好不容易审判结束了，报社来电话催稿子了，“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发稿？”我和同行的记者窦云峰不敢怠慢，出了审判厅直奔火车站，当我们将稿子写好后已是深夜2点了。

有人总说记者的职业非常荣耀，其实做一个真正的好记者也是很不容易的，这篇报道虽然不是独家的，也不是什么出彩的报道，但这个采访一直让我记忆犹新，写这段话想以此纪念自己的节日。

本报记者李海霞

8月24日，一条噩耗从埃及传来。当日凌晨，海湾航空公司客机320航班失事，机上142名遇难者中有3名是新华社工作人员，已知其中一人叫贾静玲。当天，接到报社领导安排我采访贾静玲父母的任务，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我们新闻部主任莫春一道上路，路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我们心里都清楚，今年42岁的贾静玲是新华社一名很好的工作人员，她的女儿才刚刚12岁，她年迈的父母身体很不好。正因为考虑到种种因素，他们可能一时无法承受这沉重的打击，新华社领导才决定暂时不把消息告诉贾静玲的父母。

冒着仲夏的酷暑，我们经多方辗转打听，终于找到了贾静玲家的地址。但当我们来到贾静玲家楼下的时候，我们不禁踌躇再三，默然良久，并且最终取消了原定的采访计划。也许不知此讯的老人正望眼欲穿，盼着女儿早日归来，人生有多少属于心灵安宁的时光，我们为什么要去打破老人难觅的平静呢……

回来后我们如实写下了这样的实况，虽然这是一篇“没有采访”的消息，但很多读者却打来电话，说此文让他们非常感动。

本报记者赵建国

199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朝阳区水碓小区9号楼的居民给本报打来电话：“楼前团结湖印刷厂那排破旧的平房是违章建筑，不但不拆，很快就要改成社区医院了，你们快来看看吧”，10月24日一大早，记者去小区采访，说实话，居民区里私搭乱建已是司空见惯，但这个外交部宿舍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实在令人感动，他们31次跑办事处，把违建制成录像，并在墙上刷下8个大字：拆除违章还我绿地。在采访了街道办事处，确认这些平房是违建后，次日，一遍题为《不要医院就要绿地》的1000多字的报道刊发在本报头版头条，很快，电视台及其它报纸也都做了报道，也许是被居民的诚意打动，也许是迫于媒体的压力，街道办事处终于拆了违建，绿地保住了。一篇报道能为百余户居民解除心病换回绿地，记者深感欣慰。两年过去了，居民们还寄来了礼物：挂历，我一直珍藏着。本报记者陈君

尽管只干了四五年记者这行，也在四处采访中的确自我感觉“风光”了一阵子，但这四五年中尝到的一些小小的“苦头”，也着实让自己的生活比做记者多出了几身冷汗。

记者“几大怕”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最头痛的就是“几大怕”，一怕半夜呼机响。记得有一天晚上刚洗完澡钻进被窝，忽然呼机声大作。当政法记者已落下了一种“病根”，半夜听到呼机响准保头皮发炸。迅速打开呼机，上面果然显示的是一个公安分局的电话，于是头“嗡”地一声大了几倍，于是硬着头皮回了电话，于是又硬着头皮穿上衣服赶到分局。当采访完成回家钻出地铁站时，却失望地发现天已经大亮了。二怕找不到好选题。如果几天想不出一个“抢眼”的好线索就会终日哀声叹气，弄得老婆直在身边大骂：怎么这么点事就让你这德行了。有了好线索还得怕，每当自己采写的“曝光报道”见报后，就会开始无缘无故地进入病态的心惊肉跳状态，以至于终日不思茶饭，天天晚上恶梦不断。这是“第三怕”，也是最怕的事。

暗访时险些被识破

有一天去一处小公共汽车密集的地方暗访火车票贩子，一进车站，我便佯作赶路客登上一辆小公共坐定。不一会儿，一名票贩子出现在车门口悄声询问车上乘客谁要火车票。话音未落，身边两位“乘客”与门口票贩子搭上了话，原来这两名“乘客”也是票贩子。正当靠窗的票贩子与窗外一名票贩子聊得正欢时，窗外的票贩子突然撇了一眼我，冒出一句话来：“别说了，你看他像不像记者？”此时我发现车上那仅有的几名“乘客”投过来的眼光分别显示出，这车上只有我一个人是真正的乘客，而其他人竟都是票贩子。万般无奈之下于是灵机一动，半开玩笑地顺嘴回了一句：“记者就长我这样？”随后在其他几名票贩子东拉西扯的玩笑声，我才算混了过去。事后一想，可真够悬的！本报记者是兆新

上中学时的理想是当律师或是记者，也许因为我喜欢责任感。工作后先从事了几年法律工作，后来阴差阳错进了报社。还记得刚到时赶上版面改革，总编辑要调我去副刊部作编辑，而我坚决提出去新闻部作一线记者，孰料这一干就是四年。

作记者的辛苦自不必说，但每当我的报道解决了老百姓的困难，引起了社会的反响，我都会感到兴奋和满足。在编辑部的一角，挂着一面读者赠给我的锦旗，上面写着“仗义直言、百姓喉舌”，它记录着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1998年的冬天，我从同行那里得知一个线索，有一对残疾夫妇在一个小商品市场购物时被怀疑是小偷，被无端打骂和侮辱。在采访他们时，因为他们是聋哑人，交谈时不得不又比划，又用书写方式。报道发出来后，许多读者纷纷打电话抨击商场的行为，呼吁保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报道还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责成有关人员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这对残疾夫妇的父亲专程到报社表示感谢，交给我一包东西，我打开一看是一面鲜红的锦旗。从此，我更加意识到手中的笔和肩负的社会责任感。

本报记者莫春

1998年，我国南北方均发生了特大水灾，为了将水灾情况及时传送给读者，我被派往了抗洪“前线”湖北嘉余县。我是一名年轻的记者，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因此出门时心里非常害怕，于是在路途中我就逮谁跟谁聊，与身边的人套近乎，以求帮助。

当时因电视中正在播放在洪水中死里逃生的小江姗被救的电视片，所以大家都知道大树在洪水中可以救命，于是在路途中，我就对这些路途朋友（有很多是各报的记者）说，如果咱们到那要是发洪水了，就请你先把我推到一棵树上。正因为总说这句话，于是我对小江姗印象非常深，到了当地以后，我最先赶到了小江姗家，将小江姗家很多读者不知的情况首报了出来，由此才引出“大水冲出的计划生育”，反映出当地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非常不好。这件事虽然过去两年了，但在当地采访的情景一直在脑海中闪现。

本报记者李海霞

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我算是一名年轻记者。记得课堂上，老师经常说到，记者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每一个想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学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时我对这句话不以为然，心想，现在从事哪项工作不辛苦。但是现在，我算深刻体会了老师语重心长的教诲。

今年6月20日，我去房山安康戒毒所采访。头天晚上热得不行，没睡好觉。清早起来，太阳就是白的，太阳镜、防紫外线伞、防晒霜，全副武装后出了门。到了戒毒所，看戒毒人员练操，和他们谈心，找领导了解戒毒所的概况，这一圈跑下来已是下午了，太阳镜这些防晒行头一概没顾得上用。下午匆匆赶回报社发稿时，脸颊就有点麻辣火烧了。晚上家里人看见我时吓了一跳，满脸的小红疙瘩，整张脸都肿了。那一夜烦躁得想跳窗户。

第二天，医生说，这是重度日光性皮炎的症状，命令我一个星期不准出家门，打点滴、吃药、外敷，那张肿起来的脸终于恢复了原貌。那光痒痒不让挠的滋味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本报记者邓婷

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一次战地记者，尽管从表面上看三级风就能把我吹得满街乱跑。

春节时张北地震，新闻部去灾区采访时没有叫上我，着实让我忧闷了好一阵子。1998年抗洪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主动来到总编那里要求到灾区去采访，总编考虑到我一个小女子，到那种地方去会不会不方便，可能是因为怕了我的软磨硬泡，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我的工作热情，总编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我想往已久的“前线”将成为现实的时候，我的心膨胀着成就感和满足感，就像战士终于扛上了枪，所不同的是，我肩上扛的是一台传真机。

要说在抗洪中最难忘的还是那些小战士，面对滔天的洪水，对“人民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有了真正深刻的理解。那些抗洪战士的脚、腿以及下身都被水泡烂，一句简单的“谢谢”，一碗热汤就能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每天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心灵变得纯净了许多，他们纷纷给我签名、留下通讯地址，后来我还收到了他们给我写的稿。一个小战士竟然因为我把他的稿子发表在报上而立了功并考上了军校。